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嚴益唯述評

又到年底，“清欠”再次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繞不開的關鍵詞。2009年年底，中國足協把一條“紅線”寫進轉會規則：俱樂部一年內累計拖欠工資或獎金超過三個月，球員就有權獲得自由身。那像是一聲鄭重的宣告——欠薪已經嚴重到足協必須更主動地“下場”介入的地步。

然而，16年過去了，欠薪仍繼續發生，反復牽動著職業聯賽的神經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：足協“清欠”工具箱里的工具越來越多，卻始終難以讓“止欠”成為穩定常態。問題根源出在哪？根治欠薪這一頑疾的解藥究竟存不存在？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不妨先打開這個工具箱，看看它是怎么一步步被塞滿的。

（中足聯公布的第一批完成債務清償的名單中，北京國安并未在列。）

一、開箱：足協清欠工具有哪些

工具箱最早裝進去的，并不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“準入大閘”，而是一座“警鐘”——用合同后果倒逼俱樂部按時履約。2010年開始執行的《球員身份及轉會暫行規定》寫得很清楚：俱樂部一年內累計拖欠球員工資或獎金超過3個月，球員有權單方面終止合同，獲得自由身。它要表達的不是“稍微拖一拖沒事”，而是把欠薪的后果擺在臺面上：你拖欠，就可能失去球員，也可能引發連鎖反應。

這座“警鐘”，像給職業聯賽裝上一套剎車系統，試圖遏制已經失控的欠薪現象。但很快人們發現，它對個體維權有用，卻很難單靠這一招改變整體局面。它更像一聲警報，提醒球員“你可以跳車”，卻難讓俱樂部在欠薪的道路上“把車速降下來”。現實中，“三個月”很快被演變成一條可計算的時間線：臨近紅線就先發一點、拖一拖、簽個分期，把壓力往后推。

更麻煩的是，過去在一些欠薪案例里，還出現過“把錢拆成兩本賬”的做法：備案合同寫得相對清晰，真正的大頭以津貼、補充約定等方式留在合同外。球員要在仲裁里證明“那筆錢本來也該發”，難度并不小。這聲警鐘能幫個別球員“脫身”，卻很難讓整輛車長期按規矩行駛。

于是，工具箱開始加裝上“準入大閘”。大致從2015賽季準入開始，“工資獎金是否清償”被更明確地放進準入門檻：你欠薪，不只是可能輸仲裁，更可能直接失去新賽季參賽資格。欠薪從“勞資糾紛”變成“生存題”。同一年，“準入審查”寫進《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》，俱樂部對準入的敏感度明顯提高——欠薪不再可以低成本地“拖一拖”，搞不好要把“明年入場券踢沒了”。

再往后，外部壓力接力。2017年前后，亞足聯對逾期欠款與材料審查更嚴，國內層面中國足協的點名督促與限期整改也隨之強化。欠薪從“俱樂部內部能否消化的問題”，上升到“可能影響亞冠資格與中國職業足球形象”的大麻煩。俱樂部欠薪，成了職業聯賽繞不開的一道“信用關”。

2018年底開始，治理思路又往“控風險”邁了一步：限制薪酬、總支出、注資、虧損等，大家熟悉的各種“帽”逐步成形。目的很簡單：既然成績壓力下容易軍備競賽、失控燒錢，就先把支出上限按住，把系統性風險降下來——與其等欠薪出現再清，不如先把最容易把自己拖入困境的投資沖動按住。

此后，準入規程越來越像一個固定流程：審材料、出公示、收異議、再復核；清欠名單分批公開，“誰過關、誰沒過關”也逐漸成了中國職業足球的年底壓軸戲。如今，工具箱看上去琳瑯滿目：紅線、仲裁、準入閘門、清欠公示，再加一堆“帽子”……幾乎能想到的手段都上了。

但工具越多，現實的拷問也越讓人困惑：欠薪為何還是止不住？

二、追問：為何年年清、年年欠

說白了，欠薪之所以“年年清、年年有”，并不是因為工具不夠，而是因為它們容易被三股力量抵消：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；流程有窗口、現實可周旋；現金流一緊，最先被拿來“頂一頂”的，往往就是工資獎金。

第一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實踐中，紅線也可能被“操作化”。最典型的就是“三個月”的期限：它原本是觸發權利與后果的門檻。到了2015版規則，條文里不再寫死“三個月”，而是改為“經相關部門認定”的口徑，球員可以主張單方終止合同。本意是讓執行更順，但在行業的對策里，“三個月”卻被故意解讀為“拖三個月不算欠薪”。紅線本來是提高違約成本的，結果在一些場景里反而被當成“安全區”，把規則中的紅線變成“卡線操作”。

第二，流程能解決復雜現實，也會帶來可周旋空間。準入審查像年底查賬：只看一個節點；名單公示像交作業；期間還有補材料、申訴、復核的機會。再加上分期、延期協議這些現實做法，欠薪很容易被拖成一場“先過關、后慢慢還”的流程戰。久而久之，俱樂部容易形成一種預期：只要在節點前把問題處理到“能過關”，賽季中拖一拖似乎也能周旋。

這也解釋了同一份清欠名單為何總能引發兩種疑問：一邊是“誰沒上榜，是不是出事了”；另一邊是“誰上了榜，是不是就真沒問題了”。以國安為例，本賽季圍繞“延遲發薪”的討論一直存在，但由于準入審查的時間口徑與“拖與欠”的邊界并不總被外界清晰理解，沒進首批名單未必就等同于“問題嚴重”，也可能只是時間節點、流程推進等因素疊加后的結果。再看蓉城，外界也曾對個別債務提出質疑，但當債權人認可“正在履行流程”，俱樂部仍可能被納入首批公示名單。名單當然重要，但它更像一張“年度截屏”，很難替代一段“連續視頻”。信息不對稱一旦長期存在，就容易形成觀感上的信任落差，也就更容易削弱“清欠”這件事的權威感。

第三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欠薪的土壤是俱樂部脆弱的現金流。中國職業俱樂部的老問題就是造血不足：比賽日、轉播分成、穩定商業收入、青訓球員交易等主營收入，往往覆蓋不了支出；資金來源又高度依賴單一投資人輸血。行業景氣時輸血充足，行業下行時輸血收縮甚至斷流，現金流壓力就會迅速傳導到俱樂部。工資獎金通常是最大的成本項之一、也最容易被延期，于是就成了短期“緩沖墊”。

廣西平果的經營困境就是一個提醒：近些年流行的一些看上去“有資源兜底”的地方支持模式，也不一定是保險箱。短期集中投入、沖成績、引流，一旦產出效果達不到預期，俱樂部很難持續承擔“城市名片”的角色，財務風險反而會被放大。江蘇蘇寧、廣州FC的結局則讓人看到：金元足球帶來過一時繁榮，但當金主離場，歷史債務足以壓垮俱樂部。當過去投入被記成俱樂部債務、而俱樂部又無法造血，新投資人自然不敢輕易接盤。即便有了新東家，如果主營現金流依舊匱乏，歷史負擔仍然可能成為隨時壓垮俱樂部。欠薪從來不只是當季問題，很多時候是多年結構性風險的集中爆發。

這也是為什么這么多壓縮支出的“帽子”也無法根治欠薪。帽子能壓上限、降風險，但解決不了“怎么賺”。當主營收入依舊偏弱、投資人依舊單一，花錢再省，也可能在現金流波動時出現欠薪。更現實的副作用是：治理如果過度集中于“年底過關”，俱樂部就會越來越擅長“過關策略”，而對主營收入這種來錢慢、需要長期耕耘的領域投入不足。

三、解藥：節流要動態，開源是根本

既然病根在現金流結構，解藥也必須是結構性的：不是再多加幾件“節流工具”，而是一套“節流與開源”同時發力的組合，并把兩者關系擺正——節流是止血，開源才是治病。帽子可以存在，但它應當升級為“跟收入與現金流掛鉤的護欄”，而不是一刀切的行政上限。

先說節流。工資帽、投入帽并非沒有意義，它們能抑制軍備競賽，降低系統性風險。但更聰明的節流，不是把俱樂部按住不動，而是把支出紀律和可持續收入聯動：俱樂部能花多少錢，不取決于誰更敢燒錢，而取決于你能穩定賺到多少錢、現金流有多健康。讓俱樂部“按賺的錢花錢”，而不是“按目標成績賭未來”，欠薪的誘因自然會下降；也能讓主營收入更強的俱樂部，在合規前提下有更大的投入空間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8年底中國足協推出各種“帽子”時，政策表達里其實已經提到“財務平衡”：統一記賬規則、設定盈虧線、引入第三方審查并公開基本財務數據。只是這套思路更多還是通過“管虧損、管支出”倒逼經營；到2019版財務監管規程，又把重點放在“把賬做真、把口徑做齊”。方向沒錯，但要把“開源”變成能考核、能追責的硬約束，還需要更進一步。

12月3日中足聯發布的新政總體延續原來的思路：時間表從準入規程正文里抽離，改由后續通知明確，操作更務實；同時把三級聯賽梯隊數目由足協2023年規定的“6/5/4”調整為“5/4/3”，并將女足隊伍建設統一設為C級（倡議級），回應了俱樂部“減負”的呼聲——這一輪新政為俱樂部減負的意圖明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規還新增了俱樂部商務官、球迷事務主管等專職崗位，說明中足聯開始更重視俱樂部的商務開發與球迷服務；這至少釋放出一個信號：中足聯正把“經營能力”納入準入體系的考量。但僅靠增加兩個崗位顯然還不夠，而從財務約定指標到各類限額口徑的細化來看，這一輪依舊更偏“節流”與“把賬做真”，對如何把聯賽與俱樂部的經營收入做大，仍缺少更硬的制度抓手——這也正是“開源為何更關鍵”的討論空間。

從足協到中足聯清欠工具箱里真正缺少的，是一套“引導俱樂部增加主營收入”的組合工具。光喊“提高經營收入”，俱樂部很容易當成口號；要讓欠薪退出主線敘事，就必須讓開源變成硬指標：例如設定并逐年提高“主營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”，引導俱樂部把造血能力做起來，讓主要收入從單一輸血轉向經營性收入。一旦經營現金流更穩定，工資就不再是“拖欠換時間”的融資工具，而會回到“按約兌現”的剛性約束。

當然，只給一個比例也不夠，最怕的是“下有對策”，把單一投資人的輸血包裝成“主營收入”：關聯方贊助虛高、冠名抬價、簽了合同錢卻沒到……都能把賬面做得很漂亮。因此監管必須盯住“收入真實性”：不只看合同寫了多少，更要看錢有沒有真的到賬、價格是不是接近市場水平，尤其是關聯方贊助要查得更嚴，防止把輸血偽裝成經營。把漏洞堵住，指標才不會變成新一輪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”。

同時，這個解藥也不能只給俱樂部服用。中足聯對聯賽的經營質量同樣關鍵：轉播與商務開發、權益釋放與服務、比賽日產品供給、聯賽分紅機制，決定了俱樂部主營收入的上限。聯賽經營做不上去，讓俱樂部單打獨斗提高主營收入占比就容易變成空中樓閣；反過來，俱樂部經營能力弱，聯賽產品也很難做大。根治欠薪終究是一項系統工程：準入繼續做總閘門，仲裁與紀律繼續提供硬后果，更重要的是把俱樂部從輸血結構推向造血結構。

所以，如果要把“清欠”真正升級為“止欠”，至少有三件事值得盡快制度化，足協及中足聯的制度工具箱里還需要補上“三大件”。

第一，把“到底什么時候算欠薪”說得更清楚、更透明。把“合同約定到期就該付”與“觸發解約權/處罰的門檻”區分開，減少灰區敘事滋生空間。

第二，把“分期協議”從“過關材料”升級為“可追責的承諾”。允許協商不等于允許無限拖延。對延期協議設置更可預期的披露、履約節點與懲戒聯動：一旦逾期不履約，自動觸發更強的注冊限制或準入后果。讓協議不是擋箭牌，而是清欠的倒計時。

第三，把“財務平衡”從管虧損再往前推一步，真正落到“把主營收入做實、把現金流做穩”。節流可以繼續，但支出上限應當越來越取決于可持續主營收入；同時把“收入是否到賬、是否合理、是否接近市場價”作為監管重點，堵住把輸血包裝成收入的通道。只有這樣，俱樂部才會被迫把精力從“過關策略”轉向“經營能力”。

一言以蔽之：欠薪治理的目標不應停留在“年底把賬清掉”，而應當讓俱樂部全年具備按時發薪的現金流能力，讓欠薪成為高成本、低收益的冒險，而不是可操作、可周旋的策略。“清欠”才會從年年熱點，真正走向治理的終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