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梁熙明

歲月如此唏噓，曾經第一個將中國足球帶入金元時代的恒大，如今變身廣州隊后，又第一個將中超薪資打回谷底，一線主力年薪封頂60萬人民幣。

徐根寶自傳中提到，1994甲A聯賽開鑼，當時申花定下的薪資標準為三檔，最高檔月薪2500元，只范志毅一人，中檔劉軍等人2000元，吳承瑛、謝暉等年輕球員最低檔1000元，贏球主力3000元，替補500元。

隨著甲A火熱，球員薪資猛漲，年薪很快突破6位數，當時中國足協兩次推出限薪政策，但畢竟優秀球員稀缺，各隊陽奉陰違，限薪形同虛設。

2010年恒大接手廣州隊，迅速將球員薪資猛拉到一個新的高度，而且恒大重獎重罰，比賽獎金制度為“513”，即贏球獎500萬，打平100萬，輸球倒罰300萬，后改為“505”，此外三球以上大勝進球獎翻番，鼓勵球員進取，恒大國腳年薪很快突破千萬。

如此重獎重罰，恒大球員無不爭先，客觀上是個極大的刺激，恒大兩奪亞冠，重獎重罰制度作用不可小視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

整個恒大時代，最咋舌的一場比賽，是2017年亞冠小組賽，恒大對來自香港的東方，東方當時由后來帶中國少年女足的“牛丸”陳婉婷帶隊，恒大有高拉特、阿蘭、保利尼奧三桿巴西洋槍壓陣，東方怎是對手？7比0，恒大將東方殺得落花流水，贏球獎帶進球獎，一場獎金2400萬！

萊蕪戰役，國民黨軍5萬人，三天就被解放軍包了餃子，濟南守將王耀武搖頭：就是5萬頭豬讓共軍去抓，三天三夜也抓不完吧？電視劇《亮劍》中，借楚云飛之口寫進了這個段子。

試想，2400萬，足足240000張紅色百元大鈔，灑滿整個球場，11個人去撿，假設一人1分鐘撿10張，11人1分鐘110張，24萬張，11人得撿2181分鐘，超過36個小時，至少一天半！

其實這樣的比賽，恒大贏起來是沒什么難度的，何況又有巴西外援，等于是恒大土國腳們跟在巴西三洋槍身后撿錢，不要太爽。此后中超各隊紛紛效仿，前兩年U23政策推出，U23球員奇貨可居，有價無市，阿貓阿狗也動輒年薪百萬。

但是奇高的獎金制度，客觀上對國家隊造成了沖擊，若是為國受傷，回俱樂部打不了中超亞冠，沒了贏球獎，損失的是球員自己，因此國家隊熱身賽，球員就不愿出勤，紛紛以傷病為借口避戰，造成國家隊與國腳之間關系失控，洋帥在土國腳消極怠工下不得不下課。

佩蘭時代，國腳拒戰東亞杯，國家隊嚴令即使受傷必須先到國家隊報到，由國家隊隊醫鑒定傷病，此舉導致最后佩蘭與球員關系崩裂，世預賽小組岌岌可危，而到了里皮時代，里皮直接說中國國腳缺乏責任心榮譽感。

如今廣州隊一下將薪資壓得極低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。球員畢竟是吃青春飯的，運動壽命只有十來年，薪資高于常人是應該的，如此一下打回頭，對整個男足沖擊極大。但是，由于中國男足社會形象惡劣，如此超大幅降薪，并不會引發社會對男足球員的同情。廣東人有句俗話：面系人地比，架系自己丟，意思是面子是別人給的，但是顏面卻是自己丟的。金元時代好日子自己窮作，搞成今天撲街局面，人人踩腳，墻倒眾人推，中國男足都是自己活該。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過低的待遇，絕不利于中國男足的發展——最簡單的，踢球待遇高不了多少，現在就沒多少家長愿意讓孩子走踢球這條路，中國男足本來后備力量就少，這下更沒人了。

多年前，筆者參加的一次國內足球論壇上，各路嘉賓侃侃而論，但多為空談，缺乏干貨，唯獨前中國女足門將高紅的發言，引發筆者極大興趣。

當時，中國女足已深陷低谷，高紅表示，雖然女足有自身的問題，但中國足球媒體在宣傳女足上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
長期以來，國內足球媒體對女足的宣傳模式，一律是“鏗鏘玫瑰”，只說艱苦奮斗，重墨飄灑奉獻精神，輕描淡寫待遇出路，宣傳報道女足的稿子，一律是球場上如何摸爬滾打，天天一身水一身泥，到頭來渾身是傷，皮糙肉黑，收入極其微薄，卻不叫苦不叫累，心甘情愿，無怨無悔。總之，賣慘賣苦，感天動地。

但問題是，家長們知道踢女足的都是這副模樣，這等待遇，還有人愿意送閨女來踢球嗎？誰家女兒不金貴？沒有女孩愿意踢球了，中國女足后備力量能不薄弱，國家隊能不滑坡嗎？

所以，當初宣傳鏗鏘玫瑰，大方向一開始就錯了，應該這么宣傳：來踢球，會享有美好的生活，會實現人生價值與夢想，不是專門來吃大苦耐大勞的！

所以，此次中國女足勇奪亞洲杯，社會各界熱捧，企業與地方也紛紛重獎，開了一個好頭，對中國女足是個極大的促進。

反過來，男足則陷入當初女足的尷尬，待遇低，吸引力小，更加了一條，社會形象惡劣。但是，過低的限薪本質是不利于中國足球發展的，這會形成惡性循環——成績越來越差，待遇越來越低，愿意來踢球的孩子越來越少，于是水平進一步降低，成績進一步滑坡......

重賞之下，未必有勇夫，但光講奉獻不講待遇，那中國足球肯定是沒戲的。